中国政治变革系统性思路及行动方案（小册子）
本方略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这是一个切中中国政治癌症根本病因，一个标本兼治、长期有效的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案。
2.这是一个让海内外自由民主及公民维权人士凝聚最大共识，团结一致，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不再处处被动挨打，避免继续走弯路或尽量少走弯路，并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方案。
3.这是一个可能让流亡海外30多年的民运先驱们5~8年内（甚至3年内）自由回国，并历史性的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担任中央/省市议员/省市长/内阁部长等），落叶归根的方案。
4.本方案不涉及诸如：用经验与理性论证自由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普世性，许多人早已那样做了。本方案着重于触发中国内部政治变革的星星之火并形成燎原之势，尤其是促成“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局面，本人的批判的武器的弹药几乎全部由中共政权自己提供。
说明：本小册子正在寻求出版中，由于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本网站先刊出部份内容。
目录
前言：从一个两代人困惑多年的问题说起
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我还只是个到省城求学的懵懂农村少年，对政治的认识大体停留在教科书及官方的宣传层次上，但那时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不平等，我就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步入社会后，由于外贸工作需要提升英语能力，我经常收听VOA、BBC等国外电台节目，透过无线电波，使我了解到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报道以及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从此，无意中开启了我的自由民主思想，使我逐渐形成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习惯。香港主权移交前我经常去那里出差，对自由社会与自由经济的体验，使我对自由的珍贵有了切身的体会，让我对中共政权的洗脑愚民产生越来越强的免疫力，直到如今，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父亲是个退休教师，湖南许多老人对于美国日本台湾问题如数家珍，有点像早年北京的哥对中南海的那些事张口道来的意思，谈论起国民党民进党就像说自己县城里的麻将馆一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后，老人家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关注。前几年，每次我回老家，他总是对我说一个让他特别困惑的事：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有那么多当官的有钱的有知识的人去过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厉害的学者专家教授还有世界级的企业家，明明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可为什么几十年了政治方面还是没有丝毫进步？作为一个在民营企业混了多年的人，我父亲困惑的问题，也曾经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参加过国内的一些公民行动，二十多年前还发起创立过社会公益平台。在多年的社会实践和观察思考之余，我也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带来民智的广泛开启，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并没有带来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共政权在经历各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危机，包括民主运动及公民维权对其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后，中共的统治不仅没有任何的松动，反而越来越巩固，对这个国家社会与人民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几乎达到了滴水不漏、铁板一块的极限程度？
六四民主运动至今年7月三十四年来，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国内亲自见证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对中国的冲击，例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巡，香港主权移交，江核心推出三个代表，台湾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历次台海危机，中国加入WTO，911恐袭，北京奥运，零八宪章，金融危机，胡温搞和谐社会，老习登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老习修宪，新冠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管控，俄乌战争，中共二十大定老习于一尊等等。过去三十四年，我亲自感受了各种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中国社会思潮及民间心态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的变迁。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观察和思考，对于上述问题，我早已有了比较清楚的答案。因此，对于未来中国非暴力变革的思路、方向和方法，多年前我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受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的启发，早在2009年那会我就打算写一本《国家的误会》的小册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该小册子的大部分内容，本文正好是该小册子的一部份。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认知决定方法。正如寻医问诊，只有透过表象切中了背后的真正病根与病因，才能拿出标本兼治、长期有效的诊断和药方，非暴力社会运动或变革的思路与方案亦是如此。
正如“中国行动”的官网开宗明义的阐明其目的：“在于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诸多海外华人政治团体派别无论背景、理念及主张如何，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乃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共同目标。然而，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手段、策略却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甚至有的完全对立，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团体派别在认识论方面存在重大差别，由此产生方法论的迥异或对立。无论如何，毋庸讳言，有一点是基本肯定的，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一切民运及公民运动的结果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在怎样实现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的方式及手段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对路对头的途径和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局面就有点像一对大学教授夫妻，结婚后该做的也看似做了许多，但多年来就是没有怀孕，一直没有爱情的结晶，最后这对高知夫妻去看医生，结果才知道男教授根本没找对地方，压根就没找到门路。这不是什么段子，而是过去三十多年来血淋淋的现实。
这听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荒谬，因为这太违反本能和常识了，但中国许多事情就是很荒谬，就是那么邪门，许多人事物现象就是违反常理常情和常识，某些政治历史学识与认知水平还不如一个微信公众号号主的人，竟然可以位居政治局常委，所谓党国领导人，而许多本应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才干的仁人志士们，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造成中国种种现状，一定是没做对什么，必定是还没摸到门路。
本文就是要解决思路与方法对头、对路的问题，在此之前，需要对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一、以我的圈层为例：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思想观念缩影的六个代表
1.亲族：他们是中国最常见的普通百姓，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一部份90年代初南下广东发展，抓住机会，已有房有车有生意，混得还不错，一部份至今是打工族，例如，有的在工厂做保安，有的送快递、做司机等。他们的经济条件差别很大，但相同的是都没有社会地位，还有一个相同点是他们的微信群、朋友圈发的时政信息及分析评论文章，几乎全部跟官媒的立场观点一致，相当一部份是胡叼盘、司马夹头、或周带鱼那种大五毛的铁杆粉丝。经常在亲族群里高呼“打倒美帝、淹死小日本、踏平台湾”云云。但我不能说他们是脑残啊，他们是我的亲人！论政治光谱，他们大多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
2.同学：我的专业是国际贸易，同学大多从事外贸行业，加入WTO后二十年，他们中许多人抓住了全球市场机会，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有些同学有工厂，员工50~100人，做得好的年出口额3000~5000万美元都有。须知，在中国年营业额中位数500万美元，就算是中型或成规模企业了。有些同学早已移民欧美，没有移民的，有些也把子女送到英美留学。论经济地位，他们在中国社会应该算中上层，但大多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只有个别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由于国际贸易工作的性质，他们大多去过欧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但跟他们的经济地位、阅历见识十分不匹配的是，他们中极少有自由民主观念，缺乏权利意识，整体上亲共爱国，即便跟美国客户生意做得最大的同学也是如此。总的来说，他们大多是民族主义/左派或有此倾向，像我这样的人，完全是4%~6%的异类。
3.前同事：他们大多在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工作，位居中层到中高层，基本上有房有车有存款。政治光谱跟我的亲族和同学类似，大体属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4.朋友：我生活中走得近的朋友全部是家庭教会的已婚多子女弟兄，其中有律师、中学及大学老师、民企高管、自由职业者与民营企业主，他们大多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极个别是左派或民族主义倾向。无疑，渴望信仰、思想与言论自由，追求民主，用权利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是这些朋友思想观念中的关键要素。这个群体特别重视家庭，每对夫妻平均生养了三个小孩，生四个的越来越多，想生第五个的也不少，他们大多是本科学历，不少是研究生，还有大学老师。携程老板梁建章搞了那么多年的人口理论，他要是去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社区看一看，一点会颠覆他的认知。为什么完全没有政府的鼓励措施，我这些基督徒朋友也会生养众多？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人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其价值无比宝贵，生养众多不仅是上帝对其百姓的直接命令，也是一种蒙上帝赐福的管道。爱和真理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就存在于柴米油盐、奶瓶纸尿片，以及夫妻间理智情感意志的磨合中，这个道理，受罗素伯特兰·罗素深刻影响的丁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连老师（已成功转型为人生导师、鸡汤供应商）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我这些基督徒朋友，几乎不需要任何启蒙，他们天生是非暴力者，因为除了圣雄甘地之外，通过牺牲自己以拯救别人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全人类非暴力思想及实践的最佳榜样，并且甘地就是受了耶稣基督（以及印度教）的影响。他们甚至不需要从洛克、孟德斯鸠获得政治思想的资源，这个群体天生认同自由民主与宪政制衡的观念和制度，因为旧约圣经中已经启示了先知、祭司、君王三权分立的雏形，人为上帝所造、人皆有限有罪、死后且有灵魂终极审判这些圣经观念，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人的尊严、人权、平等、忏悔、饶恕意识，有敬畏之心至少不会丧失底线无恶不作。有些基督徒律师常年参与维权案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内环境，他们要考虑到自己生计和人身安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参与是在允许的情况下的有限度的参与，像王怡牧师那样的案例只是个别情况，当然也有不同基督徒不同的思路策略的考量。
5其他：
（1）高资群体：步入社会后，我在珠三角民营企业中高层岗位工作多年，与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主以及全国范围的商业企业主（经销商代理商）群体有过密切的交道，前者大多是在纯竞争性的批发或零售领域完全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赚得第一桶金，然后进入制造业，并在中国加入WTO后迅速成长为规模性的企业，后者则是从零售起家，经过多年不断滚动发展，最后成为成规模的区域性连锁企业的。他们大多没什么背景，既没有高学历，也不是靠父母，更不是靠政府。
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是不关心政治与社会，只关心经营和管理好企业，讲白了就是只关心怎样赚钱、赚更多的钱，积累了亿级十亿级财富后，主要关心财富和资产的安全。他们有经济实力而无政治地位，或者说，其政治地位跟其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由于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充分竞争性、市场化的行业，所以他们尽量远离政府（但查税没办法远离），除了个别后来转身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企业主，大多对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这类政治身份和头衔兴趣不大。由于是在国资垄断企业与国际巨头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他们对于政府部门的官僚、腐败体会特别深刻，这个群体相当一部份已经移民海外（并把子女送到欧美国家留学），但主要是为了拿个身份，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双层隔阂，无法融入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环境。由于自身学识与认知能力的局限，他们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一定要论政治光谱，更多属于民族主义，而极少有自由主义或民主宪政的倾向。
但是，他们可不是脑残，他们一点都不傻，不然，他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并获得那么多的财富，他们十分清楚一个事实：在任何自由民主国家，成功的企业家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公开竞选议员市长州长甚至总统，假如今后他们中的一部份接受自由民主宪政的基本原理和理念，只要配合某些条件与环境，那么，这个群体将极可能催化裂变出跟他们在商业与市场创业奇迹类似的政治奇迹。当然，他们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及社会变革领域的领导者。
（2）高知群体：2008年，就是我去四川前线参与大地震赈灾，也是我参与零八宪章运动那年，由于几年前我发起创立了一个中国较早的农村助学网，并经常出席广州南方报业举办的中道论坛，以及被推荐参加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跟中山大学公民研究中心研讨会的机缘，我经常有机会跟国内外大学（主要是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及哈佛耶鲁）的知名学者专家教授当面接触交流。中国社科院宗教课题组为了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的真实生态，项目负责人曾采访过我。综上，我跟中国这个高知群体曾经有过密集的接触，这个由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组成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虽然跟我无私交，但我知道他们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他们大多属于自由主义者，少数后来转变为新保守主义者。
胡温主政时期，大概是这个群体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以后最活跃的时候。那些年，这个群体引领了自由民主宪政这一普世价值的社会思潮，他们站在学术思想理念的最前沿，跟南方系为代表的媒体，以及律师为主体的公民实战群体一起，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乐观地以为，照那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即使不说中国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近了，至少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但没想到的是，中宣部一个人一句话，基本上就把南方系媒体给做掉了。更没料到的是，2012年后老习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一切都打回原形，并且大大后退了。曾经活跃在公共舆论空间的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基本上在网络上绝迹了，他们的文章，即便是再温和再委婉的，一发出基本上就被屏蔽，帐号一个一个地被封号，就算换了马甲也格杀勿论。不夸张地说，远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往后的从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后算起，从2012到现在的老习一手遮天的十余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最郁闷最痛苦也是最无奈最无助的十年。
五、中国政治变革整体思路与方案的八条方针
第一条方针：比“非暴力不合作”这个提法更能引起国内亿万民众的共鸣，更切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命中要害的中心命题（口号，主张），是“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
第二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首先必然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第三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必然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变革。
第四条方针：未来中国整体性的变革，必然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变革政党，以领导、统筹、推动、贯彻、实现中国政治变革的整体目标。
第五条方针：如果不能唤醒国内亿万民众的变革意识，激发国内亿万民众变革的强烈渴望，造成国内民众自愿、自发、自组织的态势，最终形成国内政治变革运动的燎原之势，那么，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化尝试（不管以什么名义），很可能还是会面临类似过去三十年“国外雷声大、国内雨点小”的结局。
第六条方针：如果不能抓住中国社会除了9000万中共党员之外最决定性的一个群体，则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成功。
第七条方针：如果不能有效区隔（分化）中共官僚特权专制统治集团，则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运动很难获得成功。
第八条方针：如果不把国际上一切有利的因素与形势利用起来，把国内因素跟国际因素进行结合、转化，做好几篇至关重要的大文章，则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取得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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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运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能激发人心与力量的文章，不仅仅是一些零零星星地行动，更需要类似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托马斯·潘恩写的《常识》那样成体系的、能影响或改变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小册子，这样，中国的政治变革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转机和转折。基于这样的信念和认识，本人在工作之余，尽一切努力，在今年6月前已基本完成中国政治变革的实战化理论构建工作，7月在网站上公开发布《中华进步党宣言》、《中华进步党关于中国宪政变革的28条论纲》两份纲领性文件，而这本《中国政治变革系统性思路及行动方案》小册子的内容，可以看成是上述纲领性文件的延续、充实和具体化，这三份文件，是本人的基本思想、理念、主张、策略、路线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您正好看到这份迟来了15年的《中国政治变革系统性思路及行动方案》的小册子，并且认同其中的基本理念与思路，那说明这绝非偶然，万事有定时，我们竟然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相遇，冥冥中必有天意吧。如果我的思路和方案能抛砖引玉，或带来更精辟、精炼、到位、有效可行的变革方略，或者引发海内外仁人志士们思想的碰撞，并撞击出之前曾未有过的灵感的火花，乃至以文会良师遇益友，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进而，如果我的思路和方案，能促进接下来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的落地与持续发展，或带来中国百年未有的政治变革的新契机与新转折，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作者简介
生长于洞庭湖区农村，求学于省城，后长期混迹于珠三角民企，从事过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及团队管理工作。连锁餐饮、互联网社交领域多次创业者。在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在长期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思考和实践中，形成了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性解决问题的独特能力，尤其擅长用创造性思维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难题，在不同领域亲自打造过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的成功案例。工作之余，长期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是中国较早的农村助学网LH（持续运行了20年）的创始义工，参与过2008四川大地震前线赈灾，安徽艾滋病村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等公益活动。
作为北京公盟维权研讨培训班第一期学员、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人，本人多年来工作之余在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方面持续自学，加上长期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与探索，已基本完成中国政治变革的系统性实战化理论构建工作，2023年7月公开发布《中华进步党宣言》、《中华进步党关于中国宪政变革的28条论纲》两份纲领性文件，这本《中国政治变革系统性思路及行动方案》小册子的内容，可以看成是上述纲领性文件的延续、充实和具体化，这三份文件，是本人的基本思想、理念、主张、策略、路线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暂寄欧洲。网址：www.cpp2049.org 推特：https://twitter.com/cpp2049
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N年後催生了俄國十月革命。很快，蘇俄在中國建立了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及網路。國共之間由於意識形態的嚴重分歧而合作破裂並反目成仇後，中共在蘇俄扶持下建立了多個效忠莫斯科、旨在顛覆民國政府及摧毀中華傳統文明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國中之國，由此帶來二十多年的中華民族同根相煎相恨相殺。由於民國政府陷入日本全面侵華及共軍武裝叛亂的內憂外患中，在當時共產主義思潮席捲全球的時代背景下，1949年中共最終奪取大陸全境政權，民國政府被迫遷至臺灣，由此造成至今對臺灣的政治軍事威脅。如今，中華民國在臺灣早已進化為日益成熟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獲得了全球自由民主文明國家的一致認可，臺灣公民護照在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全部享受免簽證待遇（而中共國公民這一待遇至今為零），即是最有力的證明。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已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遺憾的是，中國大陸的政治並未跟經濟同步發展，不僅如此，中共政權早已異化為類政教合一的官僚特權專制極權政權，對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小小的臺灣如何才能徹底消除中共政權的政治與軍事威脅？為什麼說保護臺灣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武器並不是美國的航母戰鬥群？為什麼說甚至不需要一枚導彈的錢就可以讓臺灣獲得永久性的和平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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